第2137章 世宗篇12 中亚风云(上)
第2137章世宗篇12中亚风云(上)
中秋节前,打西边来了一波旅客,人数不多,三十名上下,气质狼狈,享受核心护卫待遇的是一名少年,虽着华服,却明显带有胡风。当然,胡服胡风在在如今的大汉帝国再常见不过了,便是京畿这等帝国最核心的统治区域,也掀起过胡风之尚。
洛阳城那巍峨壮丽的身影,远远地便映入眼帘,震撼之情,不及细说,少年疲惫的面庞上,尽是犹疑与怯懦,眺望良久,方才问身边一名中年道:“王叔,那就是洛阳?”
中年人语气有些不确定地分析道:“若所载不错,过长安东行,第大汉第一座雄城必是洛阳无疑!”
闻言,少年脸上露出少许凄迷,道:“既至洛阳,朝廷能接纳我们,又能为我们做主吗?”
对这个问题,中年人在少许沉默之后,咬牙切齿地道:“于阗以小事大,对朝廷素来恭敬,贡奉不断,未尝懈怠。康国仗势欺人,恃强凌弱,毁我宗庙,杀我臣民,本为无义征伐,更有违太宗皇帝之政。
朝廷作为天下藩国宗主,若不能为于阗评理做主,拨乱反正,何以面对天下藩臣,又如何约束海内外属国?”
说这话时,中年人的双目中跳跃着兴奋的神采,就仿佛被自己这番见解说服了一般。
听其叙说,少年在沉吟少许后,怅然地说道:“然康国与大汉血脉相连,康王更是圣皇帝之子,当今朝廷,岂能无视宗亲,支持我们这些外藩?”
对此,中年人神色变幻几许,最后异常严肃地道:“陛下当知,天下虽大,但于阗四方,三面皆为汉土,西面高岭相阻,且为世仇。唯一的去处,只有大汉,唯一的指望,只有朝廷。
在朝,或许还有复国的希望,在其他地方,不是寄人篱下,便是死无葬身之地之地”
从二者的对话便可知二人的身份了,于阗王尉迟珏,以及其王叔尉迟广林,二者都是前于阗王尉迟宝相的儿孙,而二者此番前来西京,当然不是为了朝贡
虽则西京罗城遥望,但等抵城前,仍然费了一个多时辰,必需得从外边绕一圈,自南城入。然后就被定鼎门的守卫拦下了,一通为难,当然也少不了一番争执。
面对蛮不讲理的洛阳城卫,于阗君臣大感折辱,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尉迟珏嗫喏不敢言语尉迟广林则强忍着怒气,高声声明自己一行“于阗使团”的身份。
然而,定鼎门可是连通天街,直达皇城的关卡,乃是帝都的正南大门,其城门官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至少,见识见闻不俗,听其言,便是一通嗤笑,一句“亡国君臣,何以为使”将这君臣一行人的脸皮狠狠地撕下,踩在脚底。
最终,还是在姗姗来迟的理藩院迎客使的协调下,方才得以顺利入城,尉迟珏与尉迟广林甚至被安排到礼宾馆下榻,至于随从们,只能自己找地方落脚,洛阳城内的租房市场还是很广阔的,只要有钱,就不愁找不到房子。
当流亡的于阗君臣一头钻入大汉帝京这“龙潭虎穴”时,帝国中枢的高层们,实则也在为这批西面来客而感到头疼。显然,区区于阗国不值一提,但由其引申出的安西形势以及藩国问题,却不得不让帝国的掌权者们审慎思量了。
过去的二十年,对中亚地区而言,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裂变时期,一切都伴随着安西三国的大举西征,在汉文明对ysl文明的入侵与征服下展开。
雍熙七年(999年),安西、康居、北廷三国歃血为盟,联合出兵,大举西征,当年就把占据河中精华地区,曾经强盛一时的中亚王朝萨曼王朝灭亡。
那一次,三国远征军最远一直打到里海边上方才收兵,衰弱的萨曼王朝成为了安西三国扩张壮大的养分,其仅剩的遗产,也为三国所分割。
领土上,北廷由于并不接壤,只在财货与人口上有诉求,分割了一大波战利品,以及三万多名俘虏、奴隶。不过,安西王刘旻在斟酌之后,还是决定分他一块地方,将里海东部原属萨曼王朝西南部的阿哈尔地区(土库曼斯坦中西部)分给北廷,这是一个交通要冲的地方。
当然是有前提的,那便是就北廷必须留下一支军队,进行镇守、治安、防御,税收自然也是其权力。对于刘旻这个皇叔如此大方安排的原因,北廷王刘文共实则心知肚明。
但在斟酌之后,还是同意了,当时的北廷国,国土面积不大,向北扩张才堪堪将巴尔喀什湖地区纳入名义控制,人口更是稀缺,比起河中地区,差距不小。
通过战争掠夺,攫取财富、人口,提升国力,是刘文共愿意随着两位皇叔西征最重要的原因。直接带着战利品返回封国是一种选择,但这种一锤子的买卖,何如留下来,长期地攫取利益?
于是,刘文共动心了,以其二弟刘文涛为海东经抚使,以明城(大概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为中心构建行政军,领兵三千,就地驻守,建立统治。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躺着攫取利益的选择,北廷国驻军,需要面对的是旷日持久的治安战,是层出不穷的暴民反抗,宗教袭击,以及旧贵族、部落叛乱。
但是,在一个文明对另外一个文明,采取以暴力行动进行的征服同化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
而同样面对这些的,也包括安西、康居二国。从战利品的分配上来说,安西收获最大,因为他占据了原萨曼王朝最精华的地区,纪浑河(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包括其蒲花罗(布哈拉)、萨末鞬(撒马尔罕)这样的大城。
占据的地盘越好,统治的难度也就越大,毕竟,传统的势力更强,既得利益者群体越密集。要知道,在萨曼王朝末期,蒲花罗早就对地方上的贵族、将军等势力失去了制约,在外部的强大压力以及内部的离心背德下,其早已名存实亡。
来自汉帝国的入侵,灭掉了萨曼王朝,但实际侵犯的,乃是那些地方实力派。由刘旻构建安西体制,又是一个充满扩张与掠夺欲望的体制,那些实力派、旧贵族们的利益必然受损,也必然不可能轻易臣服。而治安角力的过程,注定漫长而残酷。
相比之下,北廷与康居二国,负担则要小很多,尤其是北廷,一片飞地而已,即便丢失了经略地,也无关痛痒,既得的实利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由安西三国不同的根本利益诉求所决定的。
康居国则介于二国之间,康王刘晔分到的乃是萨曼王朝南部地区(包括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一部分),比起那些大城沃野,抵抗势力相对弱一些,但也更加顽固。
另一方面,沿纪浑河上游一带地区,直接与西南的伽色尼王朝接壤,双方之间地形之间犬牙交错,局势错综复杂,在没有萨曼王朝这个阻碍(或者说第一目标)之后,直接对上是可以预期的事。
事实上,雍熙七年三国西征时,伽色尼王朝在其第三代君主马哈茂德的率领下,正处在一个强壮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在向着一个强国该有的面貌发展。
马哈茂德也是一个英明之主,文治武功,出类拔萃,北掠萨曼,西灭萨法尔,南征印度,这个同样崛起壮大中的新兴msl王朝,注定是安西三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绊脚石、拦路虎,并且从后面的局势发展来看,那一天距离并不是太遥远。
而在此之前,安西三国花了三年多时间,一直到雍熙十一年,方才初步把河中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当然,这个稳定是要打个双引号的。
三国对新占领的土地,只是实现了对大小城镇的占领,建立起了一套勉强可以运行并发挥作用的新的汉化的人口管理及税收体制(营所制),而治安上,水平也谈不上多高,只以强大的武力,保证城镇中的安定,以及治下没有大规模的叛乱,至于小骚乱,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收治的过程中,自然免不了流血与死亡,文明之间的征服,信仰之上的冲突,也绝不可能是温情脉脉的,杀戮与死亡的终点,才是安定与繁荣。
在过去二十多年,于河中大地上发生着的,并且到大汉建隆元年依旧在持续着的,是“汉”这个以“忠孝仁义”为道德之本的文明,对另外一个强势文明的野蛮统治以及疯狂掠夺。
许多血腥与残酷之事,根本不是帝国内部那些承平已久、大谈道德的文人君子们所能想象的。而从灭亡萨曼王朝开始,安西三国虽然与帝国仍有根深蒂固的血脉联系,但二者之间实则已经走向不一样的道路了
平心而论,于河中地区而言,来自汉人的入侵,本身实则也不是什么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在过去千年的时光里,各种各样外来的部族、势力抢夺统治着这片土地,大大小小的国度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如今,再来一批中国人,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来自东方汉帝国的藩属国们,与河中地区乃至整个中亚,整个波斯,整个大食地区,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信仰上。
毕竟在ysl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根深蒂固,且四处蔓延,而来自东方的汉帝国文明,对此是深恶痛绝的,这是从世祖时代起,就已经定了基调与方向的事情,并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纠缠、冲突,妥协的余地已然很小了。
种族是多样的,民族可以融合,文化可以交汇,但信仰却是唯一的.也因为信仰,使得那些虔诚的教徒们,即便面对汉人尖利的钢刀与火炮时,仍敢拔刀反抗。
刘旻早年在安西所实行全面的“去ysl化”政策,到了河中地区,依旧坚定、全面、彻底地推开。就比如蒲花罗,作为前萨曼王朝的首都,这是一座ysl文化璀璨的城市,然而在西征联军进城后不久,城内外所有的礼拜寺、神学院以及相关祭祀场所,全部被下令拆毁。
初期,执行的西征将士们,还有抢掠搜罗财货宝贝的欲望,但那些宗教场所实在太多,反对、抵抗、袭击的信徒也实在太多,到最后,失去耐心的汉军将士,便开始四处放火了。
为了灭教,蒲花罗这座河中名城,最后几乎被烧掉了一半,为了护教,城里城外死者数万人,安西王刘旻,也以一场血火凝练出了一个“纯粹”的属于汉人统治的城市。
“蒲花罗之殇”,对于河中ysl文化来说,堪称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而其他地区,即便不如这边彻底、残酷,血腥也在所难免,也正因有蒲花罗城的教训,后续的抵抗力度也相对弱了一些。
但是,放大到整个ysl世界,得知汉人在河中地区的“暴行”之后,再度沸腾了。在巴格达哈里发的号召下,东征复仇的声音响彻整个大食地区,到雍熙十二年前后,时隔三十年,又一次ysl联军再度组建成功了。
只不过这一次,布韦希王朝已然不中用,其他ysl国度大多势力孱弱,要么已经在大变革中亡国,因此,作为主力的,正是国势日昌的伽色尼王朝。
联军组建之前,其君主马哈茂德才刚刚获得了一场对印度地区扩张的胜利,得胜还朝。而马哈茂德对于东征安西三国之事,也是极其热衷的,信仰问题固然是一方面,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安西三国尤其是安西与康居二国,攻击性太强,对他的王朝威胁太大。
事实上,已经对布韦希王朝的统治利益造成了严重侵害,原本,他能从萨曼王朝身上获取更多的好处,结果大头全被汉人占据了。
同时,随着安西三国扩张持续,那么下一个直面其侵略的,就是伽色尼王朝了。因此,一场由伽色尼王朝主导的ysl东征,也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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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那巍峨壮丽的身影,远远地便映入眼帘,震撼之情,不及细说,少年疲惫的面庞上,尽是犹疑与怯懦,眺望良久,方才问身边一名中年道:“王叔,那就是洛阳?”
中年人语气有些不确定地分析道:“若所载不错,过长安东行,第大汉第一座雄城必是洛阳无疑!”
闻言,少年脸上露出少许凄迷,道:“既至洛阳,朝廷能接纳我们,又能为我们做主吗?”
对这个问题,中年人在少许沉默之后,咬牙切齿地道:“于阗以小事大,对朝廷素来恭敬,贡奉不断,未尝懈怠。康国仗势欺人,恃强凌弱,毁我宗庙,杀我臣民,本为无义征伐,更有违太宗皇帝之政。
朝廷作为天下藩国宗主,若不能为于阗评理做主,拨乱反正,何以面对天下藩臣,又如何约束海内外属国?”
说这话时,中年人的双目中跳跃着兴奋的神采,就仿佛被自己这番见解说服了一般。
听其叙说,少年在沉吟少许后,怅然地说道:“然康国与大汉血脉相连,康王更是圣皇帝之子,当今朝廷,岂能无视宗亲,支持我们这些外藩?”
对此,中年人神色变幻几许,最后异常严肃地道:“陛下当知,天下虽大,但于阗四方,三面皆为汉土,西面高岭相阻,且为世仇。唯一的去处,只有大汉,唯一的指望,只有朝廷。
在朝,或许还有复国的希望,在其他地方,不是寄人篱下,便是死无葬身之地之地”
从二者的对话便可知二人的身份了,于阗王尉迟珏,以及其王叔尉迟广林,二者都是前于阗王尉迟宝相的儿孙,而二者此番前来西京,当然不是为了朝贡
虽则西京罗城遥望,但等抵城前,仍然费了一个多时辰,必需得从外边绕一圈,自南城入。然后就被定鼎门的守卫拦下了,一通为难,当然也少不了一番争执。
面对蛮不讲理的洛阳城卫,于阗君臣大感折辱,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尉迟珏嗫喏不敢言语尉迟广林则强忍着怒气,高声声明自己一行“于阗使团”的身份。
然而,定鼎门可是连通天街,直达皇城的关卡,乃是帝都的正南大门,其城门官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至少,见识见闻不俗,听其言,便是一通嗤笑,一句“亡国君臣,何以为使”将这君臣一行人的脸皮狠狠地撕下,踩在脚底。
最终,还是在姗姗来迟的理藩院迎客使的协调下,方才得以顺利入城,尉迟珏与尉迟广林甚至被安排到礼宾馆下榻,至于随从们,只能自己找地方落脚,洛阳城内的租房市场还是很广阔的,只要有钱,就不愁找不到房子。
当流亡的于阗君臣一头钻入大汉帝京这“龙潭虎穴”时,帝国中枢的高层们,实则也在为这批西面来客而感到头疼。显然,区区于阗国不值一提,但由其引申出的安西形势以及藩国问题,却不得不让帝国的掌权者们审慎思量了。
过去的二十年,对中亚地区而言,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裂变时期,一切都伴随着安西三国的大举西征,在汉文明对ysl文明的入侵与征服下展开。
雍熙七年(999年),安西、康居、北廷三国歃血为盟,联合出兵,大举西征,当年就把占据河中精华地区,曾经强盛一时的中亚王朝萨曼王朝灭亡。
那一次,三国远征军最远一直打到里海边上方才收兵,衰弱的萨曼王朝成为了安西三国扩张壮大的养分,其仅剩的遗产,也为三国所分割。
领土上,北廷由于并不接壤,只在财货与人口上有诉求,分割了一大波战利品,以及三万多名俘虏、奴隶。不过,安西王刘旻在斟酌之后,还是决定分他一块地方,将里海东部原属萨曼王朝西南部的阿哈尔地区(土库曼斯坦中西部)分给北廷,这是一个交通要冲的地方。
当然是有前提的,那便是就北廷必须留下一支军队,进行镇守、治安、防御,税收自然也是其权力。对于刘旻这个皇叔如此大方安排的原因,北廷王刘文共实则心知肚明。
但在斟酌之后,还是同意了,当时的北廷国,国土面积不大,向北扩张才堪堪将巴尔喀什湖地区纳入名义控制,人口更是稀缺,比起河中地区,差距不小。
通过战争掠夺,攫取财富、人口,提升国力,是刘文共愿意随着两位皇叔西征最重要的原因。直接带着战利品返回封国是一种选择,但这种一锤子的买卖,何如留下来,长期地攫取利益?
于是,刘文共动心了,以其二弟刘文涛为海东经抚使,以明城(大概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为中心构建行政军,领兵三千,就地驻守,建立统治。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躺着攫取利益的选择,北廷国驻军,需要面对的是旷日持久的治安战,是层出不穷的暴民反抗,宗教袭击,以及旧贵族、部落叛乱。
但是,在一个文明对另外一个文明,采取以暴力行动进行的征服同化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
而同样面对这些的,也包括安西、康居二国。从战利品的分配上来说,安西收获最大,因为他占据了原萨曼王朝最精华的地区,纪浑河(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包括其蒲花罗(布哈拉)、萨末鞬(撒马尔罕)这样的大城。
占据的地盘越好,统治的难度也就越大,毕竟,传统的势力更强,既得利益者群体越密集。要知道,在萨曼王朝末期,蒲花罗早就对地方上的贵族、将军等势力失去了制约,在外部的强大压力以及内部的离心背德下,其早已名存实亡。
来自汉帝国的入侵,灭掉了萨曼王朝,但实际侵犯的,乃是那些地方实力派。由刘旻构建安西体制,又是一个充满扩张与掠夺欲望的体制,那些实力派、旧贵族们的利益必然受损,也必然不可能轻易臣服。而治安角力的过程,注定漫长而残酷。
相比之下,北廷与康居二国,负担则要小很多,尤其是北廷,一片飞地而已,即便丢失了经略地,也无关痛痒,既得的实利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由安西三国不同的根本利益诉求所决定的。
康居国则介于二国之间,康王刘晔分到的乃是萨曼王朝南部地区(包括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一部分),比起那些大城沃野,抵抗势力相对弱一些,但也更加顽固。
另一方面,沿纪浑河上游一带地区,直接与西南的伽色尼王朝接壤,双方之间地形之间犬牙交错,局势错综复杂,在没有萨曼王朝这个阻碍(或者说第一目标)之后,直接对上是可以预期的事。
事实上,雍熙七年三国西征时,伽色尼王朝在其第三代君主马哈茂德的率领下,正处在一个强壮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在向着一个强国该有的面貌发展。
马哈茂德也是一个英明之主,文治武功,出类拔萃,北掠萨曼,西灭萨法尔,南征印度,这个同样崛起壮大中的新兴msl王朝,注定是安西三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绊脚石、拦路虎,并且从后面的局势发展来看,那一天距离并不是太遥远。
而在此之前,安西三国花了三年多时间,一直到雍熙十一年,方才初步把河中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当然,这个稳定是要打个双引号的。
三国对新占领的土地,只是实现了对大小城镇的占领,建立起了一套勉强可以运行并发挥作用的新的汉化的人口管理及税收体制(营所制),而治安上,水平也谈不上多高,只以强大的武力,保证城镇中的安定,以及治下没有大规模的叛乱,至于小骚乱,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收治的过程中,自然免不了流血与死亡,文明之间的征服,信仰之上的冲突,也绝不可能是温情脉脉的,杀戮与死亡的终点,才是安定与繁荣。
在过去二十多年,于河中大地上发生着的,并且到大汉建隆元年依旧在持续着的,是“汉”这个以“忠孝仁义”为道德之本的文明,对另外一个强势文明的野蛮统治以及疯狂掠夺。
许多血腥与残酷之事,根本不是帝国内部那些承平已久、大谈道德的文人君子们所能想象的。而从灭亡萨曼王朝开始,安西三国虽然与帝国仍有根深蒂固的血脉联系,但二者之间实则已经走向不一样的道路了
平心而论,于河中地区而言,来自汉人的入侵,本身实则也不是什么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在过去千年的时光里,各种各样外来的部族、势力抢夺统治着这片土地,大大小小的国度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如今,再来一批中国人,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来自东方汉帝国的藩属国们,与河中地区乃至整个中亚,整个波斯,整个大食地区,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信仰上。
毕竟在ysl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根深蒂固,且四处蔓延,而来自东方的汉帝国文明,对此是深恶痛绝的,这是从世祖时代起,就已经定了基调与方向的事情,并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纠缠、冲突,妥协的余地已然很小了。
种族是多样的,民族可以融合,文化可以交汇,但信仰却是唯一的.也因为信仰,使得那些虔诚的教徒们,即便面对汉人尖利的钢刀与火炮时,仍敢拔刀反抗。
刘旻早年在安西所实行全面的“去ysl化”政策,到了河中地区,依旧坚定、全面、彻底地推开。就比如蒲花罗,作为前萨曼王朝的首都,这是一座ysl文化璀璨的城市,然而在西征联军进城后不久,城内外所有的礼拜寺、神学院以及相关祭祀场所,全部被下令拆毁。
初期,执行的西征将士们,还有抢掠搜罗财货宝贝的欲望,但那些宗教场所实在太多,反对、抵抗、袭击的信徒也实在太多,到最后,失去耐心的汉军将士,便开始四处放火了。
为了灭教,蒲花罗这座河中名城,最后几乎被烧掉了一半,为了护教,城里城外死者数万人,安西王刘旻,也以一场血火凝练出了一个“纯粹”的属于汉人统治的城市。
“蒲花罗之殇”,对于河中ysl文化来说,堪称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而其他地区,即便不如这边彻底、残酷,血腥也在所难免,也正因有蒲花罗城的教训,后续的抵抗力度也相对弱了一些。
但是,放大到整个ysl世界,得知汉人在河中地区的“暴行”之后,再度沸腾了。在巴格达哈里发的号召下,东征复仇的声音响彻整个大食地区,到雍熙十二年前后,时隔三十年,又一次ysl联军再度组建成功了。
只不过这一次,布韦希王朝已然不中用,其他ysl国度大多势力孱弱,要么已经在大变革中亡国,因此,作为主力的,正是国势日昌的伽色尼王朝。
联军组建之前,其君主马哈茂德才刚刚获得了一场对印度地区扩张的胜利,得胜还朝。而马哈茂德对于东征安西三国之事,也是极其热衷的,信仰问题固然是一方面,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安西三国尤其是安西与康居二国,攻击性太强,对他的王朝威胁太大。
事实上,已经对布韦希王朝的统治利益造成了严重侵害,原本,他能从萨曼王朝身上获取更多的好处,结果大头全被汉人占据了。
同时,随着安西三国扩张持续,那么下一个直面其侵略的,就是伽色尼王朝了。因此,一场由伽色尼王朝主导的ysl东征,也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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