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0章 康宗篇11 共治时代
第2120章康宗篇11共治时代
至于皇帝刘文澎能否有所改变,这是必然的,毕竟亲政掌权了,也终于可以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了。
不过,在此之前,刘文澎需要找个人来接任尚书令的职位,这可让刘文澎好生伤了一阵神。
依刘文澎的性子,本想着干脆把尚书令之职给废了,因为他发现大汉帝国“首相”地权力,对他这个皇帝的钳制能力有点大。
当然了,这种想法也仅仅是想法,想想就得了,刘文澎还真就不敢废相这样的大动作。这可涉及到“祖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可比打压、排挤宰辅要严重得多。
一个宰相倒台了,总有人续上,大伙还得感谢皇帝给机会,若是直接把饭碗砸了,那就别怪臣下们奉祖宗之法力争了。
大汉帝国的事,到了第四代皇帝,显然已不是皇帝一人说了就算的了。刘文澎能亲政掌权,只能证明他在帝国权力的掌握上占据了主动,比之太宗尚且天差地别,就更别提世祖了。
即便不讨论这些,帝国的宰相制度,最早延续自世祖,而尚书令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核心地位,则早在赵普二度拜相之时就彻底确定下来了,其中同样贯彻有世祖意志。
世祖定下的东西,太宗都不敢轻改,何况你一个刘文澎?别看太宗皇帝在位十四年时间进行了诸多改革,也就导致,比起开宝时期,雍熙时代帝国上下风貌发生许多显而易见的改变。
但事实上,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只是对世祖之政、之制的匡正与完善,改动的地方不少,但强化的地方更多,万变,而不离其宗,帝国最基础的东西,还是世祖的那一套,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就是继往开来的事情。
而延续贯之了几十年的东西,可不是刘文澎这么一个登基不过四年的青年皇帝能够轻易改变的。
平心而论,对皇帝刘文澎来说,赶走刘暧、张齐贤、吕蒙正等宰辅,甚至把所有雍熙辅臣一个不剩都排斥出中枢,都不算什么太难的事情。
真正难的,是真正、彻底地掌握这个帝国、掌握这套成熟社会管理体制,是摆平那些看不到的冲突与角力,倘若做到了这些,那么刘文澎才有资格去触碰制度、规则之类根本的东西。
世祖皇帝构造的这一整套帝国体制,在其内,皇帝理论上可以拥有无限的权力,但这份权力,偏偏就不包括对“祖制”的修改。
太宗皇帝能够稍微触动,那是三十多年太子,以及秉政多年积攒下的雄厚实力与巨大威望做支撑,即便如此,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明面上还要高举高唱“皇汉宗法”的旗帜与口号。
太宗尚且如此,就别提刘文澎了。没有世祖、太宗的权威,却要行其大权,必然是会出问题的。若是敢改宗法,尤其是涉及权贵根本利益的宗法,那么可以想见的,会有一大波人高举祖宗成法来与皇帝斗上一斗。
一旦形成那样的局面,刘文澎能够借用的力量就不多了,那些此前站在他这一边的勋贵、重臣,或许都将成为他的反对者,即便是那些幸进的“帝党”也未必不会心存疑虑,毕竟这样的人,在见机识相上,可远比一般人更加敏锐聪明。
初掌大权的刘文澎,自然是春风得意,不可一世。不过,他或许看不清楚其中的门道与要害,但他身边的人可不都是蠢的,比如三朝老奴、少府刘规,以及新晋的中书侍郎、宰臣王钦若,在皇帝表露出废相意图之后,都是神色惊变,极力劝阻,陈说厉害。
尤其是王钦若,虽然他从内心里他是很支持废除尚书令的“首相”职权,毕竟他这个新晋宰相资历薄弱,在政事堂甚至很难站住脚,那样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不过,要谋长远的王钦若,显然不敢给皇帝出犯众怒的主意。
而除了刘规与王钦若,就连皇城使王约、武德使林特也都向刘文澎提出劝阻抑或警醒的意见。
眼瞧着身边的这些亲信或者“功臣”都提出相对一致的看法,青年皇帝刘文澎也不由泛起嘀咕了。当然,刘文澎的任性若是发作起来,也不是这些人劝得住的。
真让阻止刘文澎“起飞”的,还是世祖、太宗这两座大山,祖宗成法的在当前这个时代的威力是很难为不通其理的人所理解的,那一项项赋予了世祖意志的条文规矩,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约束,包括皇帝。
这也是帝国诸统治阶级们对皇帝最有效的一项限制,上上下下,如何能不高擎这么大旗,拼命维护。
而刘文澎,毕竟还是赶上了世祖晚年的那段时间,虽然短暂,那也是真正亲近地见识过余晖下的世祖,是何等的威严或者说恐怖,又打小成长在太宗的“阴影”下。
或许对天地师长,刘文澎都没那么地敬重,唯独对两代先帝,常怀一颗敬畏之心。
改不了制,最终还是得按规矩来。一个都察使,都能引得满朝云动,各派相争,何况是尚书令这个帝国首相的位置。
朝廷内部更是争得头破血流,基本各大派系都下场了,很多刘文澎甚至没多少印象的人都被举荐到他面前,比如河东转运使柴宗诲,这是英国公柴荣的幼子;关内道布政使高处让,这是安国公高怀德三子;西南巡检使赵昱,这是已故陕国公赵延进次子无一不是开国元勋、功臣勋贵之后。
值得一提的是,大汉帝国公卿勋贵的传承,已然出现一种趋势。二代继承者们,尚有一部分才干出众者,能在朝中当重职,享实权,继续巩固、延续着自父辈创下的功业与影响力。
类似的人物,在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并且很多人也的确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包括赵匡义在内的诸多宰辅大臣、将帅封疆,都是如此。
而到了第三代,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了,那些承爵者,在朝中基本只担虚职,不掌实权,而代表家族出仕打拼,继续保持、提升权威与影响力的,则是其他没有继承权的子弟。
这种趋势,在世祖开宝后期便已有体现,等到太宗时代,就已然很普遍了。这其中,未必没有两代先帝王的推动,保留勋贵后裔们福荫的同时,也在各大家族造成一定的分化。
此举极大地保证了各大勋贵家族的根本利益,也使勋贵在帝国的政治生态中始终占据一个较重的利益,即便有世祖、太宗两代各种管理、约束、限制的政策办法,但他们对帝国的影响力实则是不减反增的。
到了刘文澎的平康年代,勋贵们不仅在军队体系内部保持着堪称绝对的话语权,在文官系统内,也同样攻城略地,拿下了众多要职。而对这一个个突然冒头出来的尚书令“候选者”,刘文澎一时之间竟有些措手不及。
至于朝廷内部,为尚书令之职,也是各施手段,局面之复杂,甚至到政事堂都无法组织廷议推选的地步,因为财政使李沆、吏部尚书刘继昌还有兵部尚书向德明都是尚书令的有力竞争者,并且,都被各自代表的政治派系所推举。
甚至于,连驸马、侍帅杨延昭都被人推戴,只不过杨延昭很果断地拒绝了,甚至主动压制了那些“热心者”的声音。
而此前有大量案例证明,面对这种纷繁复杂局面的时候,刘文澎既缺掌控能力,也缺乏处置能力。
于是,不胜其烦的刘文澎做出了一个充满他个性,细思之下又并不让人意外的决定,他于平康四年秋九月二十六日下诏,以内阁大学士、王旦为尚书令,总理朝政。
事实上,内外大臣们推举的那些人选,站在刘文澎的角度基本上是一个都不会认。首先排除的就是枢密院、兵部这两个军政系统,太平时代也不可能二衙长官成为“首相”。
其次就是李沆,他既是三朝老臣,又是太宗遗命辅臣,刘文澎好不容易才把刘暧、张齐贤这两座山头熬走了,怎么可能又给自己找不自在,没把李沆也一道赶出朝堂,就是他克制了。
而吏部尚书刘继昌也是同样的道理,他毕竟也是故徐简王刘承赟之子,宗室之后,论辈分刘文澎也得叫一声皇叔。费了多少心思与口水,方才把刘暧赶到南海封国,又怎么可能又把刘继昌给抬上来。
至于其他人的考量,就更简单,他不熟悉
思来想去,也就王旦合适了。首先他是三朝老臣,五十岁出头,年纪、资历、能力、名声都够用,其次他也算是勋贵之后,毕竟其父王祐乃是“开宝二十四臣”之一,即便是一份注水的榜单,那也是偌大帝国三十年时间内最顶级的一批人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太宗皇帝当年在立太子时,实际给刘文澎找了三位老师。太子太傅赵王刘昉垂垂老矣,也被逼得主动到邙山结庐守陵;太子少府王禹偁,已然作古,刘文澎身上至今还背着一个对师不公的薄凉骂名;剩下一个,就是太子宾客王旦了。
有这么多合适的地方,刘文澎选择王旦,也就不奇怪了,而提拔其为尚书令的理由也是现成的,由其监修的《太宗实录》终于完本了,这可是一项大工程,也是大功德。
而除了王旦之外,刘文澎又把湖广巡检使慕容德琛上调中枢,担任尚书左丞,拜相。此举,自然而然讨得了慕容太后的欢心,母子关系又恢复如初,事实上,从刘文澎把鲁王刘暧赶出中枢之后,母子俩之间就已经开始和好了。
等到平康四年冬,大汉帝国新一届核心领导班子形成了:尚书令王旦、财政使李沆、吏部尚书刘继昌、都察使向敏中、枢密使李继隆、兵部尚书向德明、尚书左丞慕容德琛、尚书右丞寇准,还有刑部尚书徐士廉以及新晋的中书侍郎王钦若。
比起平康初年,格局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那种可以勉强压服众臣、领导全局的人物(赵王刘昉、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不存在了。
帝国中枢也初步地形成了以皇帝刘文澎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大汉帝国也开始进入一个共治时代,而这个所谓的“共治时代”,也是由皇帝刘文澎亲自开启的。
初掌大权的青年皇帝刘文澎,有了一段让人意外的勤奋表现,躬身视事,亲掌国政,组织会议,接见大臣,亲自批阅奏章,处置军国大事,尽情地体会了一番指点江山、日理万机的风光与辛劳。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刘文澎处置得还不错,礼部尚书陈贽、宣慰使温仲舒去世,他都发诏告慰;榆林道兵马副都指挥使陈兴纵纵兵劫掠治下汉夷部民,被他处死,以正国法;关内饥馑州县,也下诏赈济,体恤疾苦,蠲免赋税
平心而论,这么一段时间的表现,刘文澎是中规中矩的,少了许多浮躁与人性,虽说不至于就征服众多臣下之心,至少让人对他改观不少。
皇帝年纪长了,亲政了,为人处事也成熟了,那么亲政之前诸多不那么合人心的行为,似乎也可以理解了,值得原谅。对皇帝,上下实则总是给予更多的宽容。
可以说,从平康四年秋冬,到五年夏,这半年多的时间,是大汉帝国上层自进入平康年代后最稳定的一段时间。
然而,也就这么一段时光,过于短暂,短到让人几乎以为是一场错觉。原因嘛,还是出在皇帝刘文澎身上,他怠政了
刘文澎最终发现,努力赶走皇叔、打倒辅臣、掌握大权之后的日子,对他来说,还不如以前
明君是不好做的,一个勤奋的明君就更辛苦了,而刘文澎的“明君生涯”实则只存在了不到半年,他就对那铺天盖地、纷至沓来、无穷无尽的朝政事务感到厌烦了。
而比起整天面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刘文澎更喜欢骑马、打猎、下棋乃至唱歌跳舞,就算与后宫嫔妃厮混,也比待在垂拱殿,面对着那干冬烘老朽,看他们争执国事,听他们反复唠叨,处理一件又一件根本处理不完的俗事,要有趣得多得多得多
于是,慢慢地刘文澎便松懈了,常常在朝政会议抑或君臣问对之时,表现出厌烦、疲惫的情绪,后来干脆把国事“还”给政事堂,让王旦等人看着处理,只有无法达成决议,以及一些利害攸关,涉及军队或者朝廷重要任命、祭祀、征伐等事,才需要请示他。
其余时候,众宰相可以共同决策,当然,刘文澎也会时不时地去检查一番,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就是这一点,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放弃了。
因为他发现,众多宰相并没有“对付”他的意思,并且互相之间矛盾重重,斗得很欢,往往需要他作为仲裁者,对他的皇位并没有威胁。同时,有皇城、武德二司在,他也能随时掌握朝中的情况,他这个皇帝,稳如泰山
而摆脱了繁重的国事之后,刘文澎也终于有时间干他真正喜欢的事了,比如一年四猎,与贾玄等国手下“人棋”,在宫中玩打仗游戏,举行各种“嗨到天明”的晚会,到西京市井游荡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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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皇帝刘文澎能否有所改变,这是必然的,毕竟亲政掌权了,也终于可以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了。
不过,在此之前,刘文澎需要找个人来接任尚书令的职位,这可让刘文澎好生伤了一阵神。
依刘文澎的性子,本想着干脆把尚书令之职给废了,因为他发现大汉帝国“首相”地权力,对他这个皇帝的钳制能力有点大。
当然了,这种想法也仅仅是想法,想想就得了,刘文澎还真就不敢废相这样的大动作。这可涉及到“祖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可比打压、排挤宰辅要严重得多。
一个宰相倒台了,总有人续上,大伙还得感谢皇帝给机会,若是直接把饭碗砸了,那就别怪臣下们奉祖宗之法力争了。
大汉帝国的事,到了第四代皇帝,显然已不是皇帝一人说了就算的了。刘文澎能亲政掌权,只能证明他在帝国权力的掌握上占据了主动,比之太宗尚且天差地别,就更别提世祖了。
即便不讨论这些,帝国的宰相制度,最早延续自世祖,而尚书令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核心地位,则早在赵普二度拜相之时就彻底确定下来了,其中同样贯彻有世祖意志。
世祖定下的东西,太宗都不敢轻改,何况你一个刘文澎?别看太宗皇帝在位十四年时间进行了诸多改革,也就导致,比起开宝时期,雍熙时代帝国上下风貌发生许多显而易见的改变。
但事实上,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只是对世祖之政、之制的匡正与完善,改动的地方不少,但强化的地方更多,万变,而不离其宗,帝国最基础的东西,还是世祖的那一套,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就是继往开来的事情。
而延续贯之了几十年的东西,可不是刘文澎这么一个登基不过四年的青年皇帝能够轻易改变的。
平心而论,对皇帝刘文澎来说,赶走刘暧、张齐贤、吕蒙正等宰辅,甚至把所有雍熙辅臣一个不剩都排斥出中枢,都不算什么太难的事情。
真正难的,是真正、彻底地掌握这个帝国、掌握这套成熟社会管理体制,是摆平那些看不到的冲突与角力,倘若做到了这些,那么刘文澎才有资格去触碰制度、规则之类根本的东西。
世祖皇帝构造的这一整套帝国体制,在其内,皇帝理论上可以拥有无限的权力,但这份权力,偏偏就不包括对“祖制”的修改。
太宗皇帝能够稍微触动,那是三十多年太子,以及秉政多年积攒下的雄厚实力与巨大威望做支撑,即便如此,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明面上还要高举高唱“皇汉宗法”的旗帜与口号。
太宗尚且如此,就别提刘文澎了。没有世祖、太宗的权威,却要行其大权,必然是会出问题的。若是敢改宗法,尤其是涉及权贵根本利益的宗法,那么可以想见的,会有一大波人高举祖宗成法来与皇帝斗上一斗。
一旦形成那样的局面,刘文澎能够借用的力量就不多了,那些此前站在他这一边的勋贵、重臣,或许都将成为他的反对者,即便是那些幸进的“帝党”也未必不会心存疑虑,毕竟这样的人,在见机识相上,可远比一般人更加敏锐聪明。
初掌大权的刘文澎,自然是春风得意,不可一世。不过,他或许看不清楚其中的门道与要害,但他身边的人可不都是蠢的,比如三朝老奴、少府刘规,以及新晋的中书侍郎、宰臣王钦若,在皇帝表露出废相意图之后,都是神色惊变,极力劝阻,陈说厉害。
尤其是王钦若,虽然他从内心里他是很支持废除尚书令的“首相”职权,毕竟他这个新晋宰相资历薄弱,在政事堂甚至很难站住脚,那样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不过,要谋长远的王钦若,显然不敢给皇帝出犯众怒的主意。
而除了刘规与王钦若,就连皇城使王约、武德使林特也都向刘文澎提出劝阻抑或警醒的意见。
眼瞧着身边的这些亲信或者“功臣”都提出相对一致的看法,青年皇帝刘文澎也不由泛起嘀咕了。当然,刘文澎的任性若是发作起来,也不是这些人劝得住的。
真让阻止刘文澎“起飞”的,还是世祖、太宗这两座大山,祖宗成法的在当前这个时代的威力是很难为不通其理的人所理解的,那一项项赋予了世祖意志的条文规矩,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约束,包括皇帝。
这也是帝国诸统治阶级们对皇帝最有效的一项限制,上上下下,如何能不高擎这么大旗,拼命维护。
而刘文澎,毕竟还是赶上了世祖晚年的那段时间,虽然短暂,那也是真正亲近地见识过余晖下的世祖,是何等的威严或者说恐怖,又打小成长在太宗的“阴影”下。
或许对天地师长,刘文澎都没那么地敬重,唯独对两代先帝,常怀一颗敬畏之心。
改不了制,最终还是得按规矩来。一个都察使,都能引得满朝云动,各派相争,何况是尚书令这个帝国首相的位置。
朝廷内部更是争得头破血流,基本各大派系都下场了,很多刘文澎甚至没多少印象的人都被举荐到他面前,比如河东转运使柴宗诲,这是英国公柴荣的幼子;关内道布政使高处让,这是安国公高怀德三子;西南巡检使赵昱,这是已故陕国公赵延进次子无一不是开国元勋、功臣勋贵之后。
值得一提的是,大汉帝国公卿勋贵的传承,已然出现一种趋势。二代继承者们,尚有一部分才干出众者,能在朝中当重职,享实权,继续巩固、延续着自父辈创下的功业与影响力。
类似的人物,在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并且很多人也的确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包括赵匡义在内的诸多宰辅大臣、将帅封疆,都是如此。
而到了第三代,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了,那些承爵者,在朝中基本只担虚职,不掌实权,而代表家族出仕打拼,继续保持、提升权威与影响力的,则是其他没有继承权的子弟。
这种趋势,在世祖开宝后期便已有体现,等到太宗时代,就已然很普遍了。这其中,未必没有两代先帝王的推动,保留勋贵后裔们福荫的同时,也在各大家族造成一定的分化。
此举极大地保证了各大勋贵家族的根本利益,也使勋贵在帝国的政治生态中始终占据一个较重的利益,即便有世祖、太宗两代各种管理、约束、限制的政策办法,但他们对帝国的影响力实则是不减反增的。
到了刘文澎的平康年代,勋贵们不仅在军队体系内部保持着堪称绝对的话语权,在文官系统内,也同样攻城略地,拿下了众多要职。而对这一个个突然冒头出来的尚书令“候选者”,刘文澎一时之间竟有些措手不及。
至于朝廷内部,为尚书令之职,也是各施手段,局面之复杂,甚至到政事堂都无法组织廷议推选的地步,因为财政使李沆、吏部尚书刘继昌还有兵部尚书向德明都是尚书令的有力竞争者,并且,都被各自代表的政治派系所推举。
甚至于,连驸马、侍帅杨延昭都被人推戴,只不过杨延昭很果断地拒绝了,甚至主动压制了那些“热心者”的声音。
而此前有大量案例证明,面对这种纷繁复杂局面的时候,刘文澎既缺掌控能力,也缺乏处置能力。
于是,不胜其烦的刘文澎做出了一个充满他个性,细思之下又并不让人意外的决定,他于平康四年秋九月二十六日下诏,以内阁大学士、王旦为尚书令,总理朝政。
事实上,内外大臣们推举的那些人选,站在刘文澎的角度基本上是一个都不会认。首先排除的就是枢密院、兵部这两个军政系统,太平时代也不可能二衙长官成为“首相”。
其次就是李沆,他既是三朝老臣,又是太宗遗命辅臣,刘文澎好不容易才把刘暧、张齐贤这两座山头熬走了,怎么可能又给自己找不自在,没把李沆也一道赶出朝堂,就是他克制了。
而吏部尚书刘继昌也是同样的道理,他毕竟也是故徐简王刘承赟之子,宗室之后,论辈分刘文澎也得叫一声皇叔。费了多少心思与口水,方才把刘暧赶到南海封国,又怎么可能又把刘继昌给抬上来。
至于其他人的考量,就更简单,他不熟悉
思来想去,也就王旦合适了。首先他是三朝老臣,五十岁出头,年纪、资历、能力、名声都够用,其次他也算是勋贵之后,毕竟其父王祐乃是“开宝二十四臣”之一,即便是一份注水的榜单,那也是偌大帝国三十年时间内最顶级的一批人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太宗皇帝当年在立太子时,实际给刘文澎找了三位老师。太子太傅赵王刘昉垂垂老矣,也被逼得主动到邙山结庐守陵;太子少府王禹偁,已然作古,刘文澎身上至今还背着一个对师不公的薄凉骂名;剩下一个,就是太子宾客王旦了。
有这么多合适的地方,刘文澎选择王旦,也就不奇怪了,而提拔其为尚书令的理由也是现成的,由其监修的《太宗实录》终于完本了,这可是一项大工程,也是大功德。
而除了王旦之外,刘文澎又把湖广巡检使慕容德琛上调中枢,担任尚书左丞,拜相。此举,自然而然讨得了慕容太后的欢心,母子关系又恢复如初,事实上,从刘文澎把鲁王刘暧赶出中枢之后,母子俩之间就已经开始和好了。
等到平康四年冬,大汉帝国新一届核心领导班子形成了:尚书令王旦、财政使李沆、吏部尚书刘继昌、都察使向敏中、枢密使李继隆、兵部尚书向德明、尚书左丞慕容德琛、尚书右丞寇准,还有刑部尚书徐士廉以及新晋的中书侍郎王钦若。
比起平康初年,格局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那种可以勉强压服众臣、领导全局的人物(赵王刘昉、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不存在了。
帝国中枢也初步地形成了以皇帝刘文澎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大汉帝国也开始进入一个共治时代,而这个所谓的“共治时代”,也是由皇帝刘文澎亲自开启的。
初掌大权的青年皇帝刘文澎,有了一段让人意外的勤奋表现,躬身视事,亲掌国政,组织会议,接见大臣,亲自批阅奏章,处置军国大事,尽情地体会了一番指点江山、日理万机的风光与辛劳。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刘文澎处置得还不错,礼部尚书陈贽、宣慰使温仲舒去世,他都发诏告慰;榆林道兵马副都指挥使陈兴纵纵兵劫掠治下汉夷部民,被他处死,以正国法;关内饥馑州县,也下诏赈济,体恤疾苦,蠲免赋税
平心而论,这么一段时间的表现,刘文澎是中规中矩的,少了许多浮躁与人性,虽说不至于就征服众多臣下之心,至少让人对他改观不少。
皇帝年纪长了,亲政了,为人处事也成熟了,那么亲政之前诸多不那么合人心的行为,似乎也可以理解了,值得原谅。对皇帝,上下实则总是给予更多的宽容。
可以说,从平康四年秋冬,到五年夏,这半年多的时间,是大汉帝国上层自进入平康年代后最稳定的一段时间。
然而,也就这么一段时光,过于短暂,短到让人几乎以为是一场错觉。原因嘛,还是出在皇帝刘文澎身上,他怠政了
刘文澎最终发现,努力赶走皇叔、打倒辅臣、掌握大权之后的日子,对他来说,还不如以前
明君是不好做的,一个勤奋的明君就更辛苦了,而刘文澎的“明君生涯”实则只存在了不到半年,他就对那铺天盖地、纷至沓来、无穷无尽的朝政事务感到厌烦了。
而比起整天面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刘文澎更喜欢骑马、打猎、下棋乃至唱歌跳舞,就算与后宫嫔妃厮混,也比待在垂拱殿,面对着那干冬烘老朽,看他们争执国事,听他们反复唠叨,处理一件又一件根本处理不完的俗事,要有趣得多得多得多
于是,慢慢地刘文澎便松懈了,常常在朝政会议抑或君臣问对之时,表现出厌烦、疲惫的情绪,后来干脆把国事“还”给政事堂,让王旦等人看着处理,只有无法达成决议,以及一些利害攸关,涉及军队或者朝廷重要任命、祭祀、征伐等事,才需要请示他。
其余时候,众宰相可以共同决策,当然,刘文澎也会时不时地去检查一番,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就是这一点,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放弃了。
因为他发现,众多宰相并没有“对付”他的意思,并且互相之间矛盾重重,斗得很欢,往往需要他作为仲裁者,对他的皇位并没有威胁。同时,有皇城、武德二司在,他也能随时掌握朝中的情况,他这个皇帝,稳如泰山
而摆脱了繁重的国事之后,刘文澎也终于有时间干他真正喜欢的事了,比如一年四猎,与贾玄等国手下“人棋”,在宫中玩打仗游戏,举行各种“嗨到天明”的晚会,到西京市井游荡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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