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2章 补漏匠
有一点毋庸置疑,不管刘旻打算怎样变革,又抱定了多么强的决心,安西的事情,仍旧没有到自作主张的地步。
固然可以自说自话,但后果也可能是严重的,因此,关于安西变革事宜,刘旻亲自拟了一份详细的章程,上奏朝廷。五百里飞骑,快马加鞭,风雨无阻,及至洛阳,已是六月下旬。
大雨如注,天空雷神阵阵,广政殿内气氛却出人意料的轻松,主要是太子刘旸的笑声显得开怀,这在素来内敛的太子殿下身上格外少见,在场的公卿大臣们心情自然也能放松不少。
“近来,难得收到些好消息,钱若水、姚益恭、王济三者皆是难得的能臣干吏啊!”刘旸畅声道。
怎么说呢,过去几个月,大汉政坛一直都不算稳定,处处事端,难得安宁。中枢就不用多提了,上至太子,下及朝官,无不活在老皇帝的阴影下,喜怒无常的脾气,让人如履薄冰。
地方上,西北官场又经历了一场大整肃,尤其河西、陇右两道,半数的官员都被更换了,其中不乏州府以上的高官,需要掉脑袋的,更有两百多人,影响扩散,关内道也落马了好些官员。
王禹偁为首的一批“改革派”自是痛快了,但河陇的政事却怠误了,很多地方的行政甚至陷入短暂的混乱与瘫痪。
眼见事态扩大,整肃的后遗症的越发突出,太子刘旸坐不住了,亲自找到老皇帝,详细地汇报河陇改弊的情况与态势。
皇帝与太子之间,有那么一番对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太子:陛下觉得够了吗?
皇帝:你觉得够了?
太子:足够!
皇帝:为何?过犹不及?
太子:地方政权倾危,豪强反复!
然后,也没有明确的诏旨,但对西北官场的整顿从事实上停止了,按察、御史没有再大举调查弹劾,吏政方面也没有继续大肆换人,大事逐渐化小,然后化无。
比起以往,此次西北官场整顿,持续时间较短,规模也不算大,基本局限于河陇二道,但影响却是一点不小,甚至更为深刻。
杀人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太子的示警,豪强反复。有一说一,大汉的官僚们自有其丑陋的一面,但从维护大汉帝国、巩固刘家江山的角度来偶说,他们也是柱石一般的存在。勋贵需要官僚来平衡,豪强需要官僚来抑制,百姓需要官僚来治理。
虽然前两者,并没有绝对界线,甚至有诸多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情况,但至少在当前政局下,大汉官僚,尤其是庶族官僚们对刘家江山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吏政需要反腐倡廉,统治阶级需要自我净化,以保持活力,保证战斗力,甚至于,需要用贪官污吏的脑袋和鲜血,来缓解矛盾,安抚民怨。
但是,凡事总得有个度,朝廷在当下的西北,就需要注意到矫枉过正的道理。官场是被肃清了,军政官吏们是被折腾了个够,朝廷权威也树立了,但政权统治呢?却在事实上,不断滑落。
毕竟,官僚们尚且自顾不暇,又何来的心思与精力,去治驭豪强、黔首呢?西北官场在这三十年间,几经整饬,不动则矣,一发必是大案,牵连广泛。
而在数次整顿过后,在某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政权旁落的趋势。借着朝廷的整顿,一些豪强、宗族复起,窃取地方治权。
同时,为了统治西北,军政系统内本就吸收了不少宗族部族势力,朝廷的整顿虽然是无差别攻击,那些人同样损失惨重,但漏网之余,却趁机扩张影响,发展壮大。甘州杨氏,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总而言之,刘旸的进言,算是切中了刘皇帝的心理。若是刘旸拿政局动荡、民心不稳那些老生常谈的理由来劝谏,很可能只会招致老皇帝一番斥责。
在刘皇帝看来,朝廷大加吏治,打击贪暴,乱的只是那些官僚,不安的只是食利阶层。民心,首先这个“民”字的定义就需要好生斟酌。
一般的小民,只要官僚不作恶,甚至不需要他们有什么作为,他们就能稳如泰山。官僚与小民之间,也从来只有统治与剥削关系,整治河陇的目的,就是因为地方官员太过肆意妄为,剥削太狠,吃相太难看,小民百姓只有叫好的,何来的怨言?
因此,这样的说辞,是绝不可能打动老皇帝的。但是,当太子拿地方治权与宗族、豪强反复来说事,那大事上还不糊涂的老皇帝,自然得重视起来。
在老皇帝眼中,贪官可恶,可恨,但不可怕,是随时可以拿来擦屁股的厕纸。但倘若因为究贪治吏,导致地方治权旁落,问题才更严重。
于是,及时收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拿下了那么多官员,西北弊政也改了,朝廷的初衷也实现了。接下来,则要进入新一轮的循环之中,就从安抚西北官场开始
事实上,西北官场之弊,屡禁不止,甚至闹到治权旁落的结局。寻根究底,毛病又是出在老皇帝身上。
无他,老皇帝越老越急,每有事,就喜搞运动,搞株连,扩大打击面,进行大面积清洗,这样搞,怎能不出问题。
操切的行事,固然能解一时之弊,但带来的后遗症就不能凭老皇帝的意愿消失了。在当前信息、交通的限制之下,行政效率本就低下,还在西北大搞特搞,不正是让地方豪强抬头的机会嘛。
与之相比,还是太子刘旸那种稳中有进的做法,更适合当下的大汉,做法不同,但最终目的也能达到,同时也更符合“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
大汉的政治,应该更加趋于理性,而不应由老皇帝随性胡来。而大汉的政治规则,本是由刘皇帝而发,但如今,很多规则都被他自己打破了,这对大汉的政治生态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不得不说,老皇帝已经不太适合继续统治这个帝国了,由老皇帝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已经深重地影响到帝国,影响到整个帝国的方方面面,而太子的补漏,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比起河、陇整肃,还有便是老生常谈的税改问题了,虽然已经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对帝国的影响显然要更为深远。
距离税改,已经进行三年了,到今年,已经在全国全面展开了,同时,各种问题也开始集中爆发了。最显著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来自地方的阻力,依旧存在,不敢当面与朝廷相抗,但迂回周旋的招数是层出不穷。
就拿土地清丈来讲,朝廷数次下诏,让诸道州把清丈结果汇总上报,但至今为止,也只有京畿、河南、榆林、江南四地做到了。
其余道州,要么是没完成,要么是上报的数据不实,看着都假的那种,最过分的还得是河陇,三年了都还没有开始,问就是“西征”的原因
申斥也好,惩罚也好,地方上总有话说,当然,这个问题普遍,但总有解决的一天,终会得出一个让朝廷满意的数据。
相较之下,第二个问题就要让人头疼得多了,那便是税改官吏的问题。任何改革,任何政策,想要推行,都离不执行人。但是,执行人的素质是参差的,以及对政策的理解也有高低,到了地方,自然也难免群魔乱舞,而最让上头恼火的,就属那种的阳奉阴违以及故意曲解者。
今年以来,不管是监察机构,还是地方举报,关于税改官僚们“胡作非为”的弹劾,是如雪片般飞往政事堂。
其中,固然有对改革派的抨击,有诸多不实之处,同样,有许多人、许多问题也确有其事,看得让人肝火旺盛。
而太子刘旸所提到的“钱、姚、王”三人,就是在地方,政绩出众,官声很好,同时在税改上成效显著的三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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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可以自说自话,但后果也可能是严重的,因此,关于安西变革事宜,刘旻亲自拟了一份详细的章程,上奏朝廷。五百里飞骑,快马加鞭,风雨无阻,及至洛阳,已是六月下旬。
大雨如注,天空雷神阵阵,广政殿内气氛却出人意料的轻松,主要是太子刘旸的笑声显得开怀,这在素来内敛的太子殿下身上格外少见,在场的公卿大臣们心情自然也能放松不少。
“近来,难得收到些好消息,钱若水、姚益恭、王济三者皆是难得的能臣干吏啊!”刘旸畅声道。
怎么说呢,过去几个月,大汉政坛一直都不算稳定,处处事端,难得安宁。中枢就不用多提了,上至太子,下及朝官,无不活在老皇帝的阴影下,喜怒无常的脾气,让人如履薄冰。
地方上,西北官场又经历了一场大整肃,尤其河西、陇右两道,半数的官员都被更换了,其中不乏州府以上的高官,需要掉脑袋的,更有两百多人,影响扩散,关内道也落马了好些官员。
王禹偁为首的一批“改革派”自是痛快了,但河陇的政事却怠误了,很多地方的行政甚至陷入短暂的混乱与瘫痪。
眼见事态扩大,整肃的后遗症的越发突出,太子刘旸坐不住了,亲自找到老皇帝,详细地汇报河陇改弊的情况与态势。
皇帝与太子之间,有那么一番对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太子:陛下觉得够了吗?
皇帝:你觉得够了?
太子:足够!
皇帝:为何?过犹不及?
太子:地方政权倾危,豪强反复!
然后,也没有明确的诏旨,但对西北官场的整顿从事实上停止了,按察、御史没有再大举调查弹劾,吏政方面也没有继续大肆换人,大事逐渐化小,然后化无。
比起以往,此次西北官场整顿,持续时间较短,规模也不算大,基本局限于河陇二道,但影响却是一点不小,甚至更为深刻。
杀人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太子的示警,豪强反复。有一说一,大汉的官僚们自有其丑陋的一面,但从维护大汉帝国、巩固刘家江山的角度来偶说,他们也是柱石一般的存在。勋贵需要官僚来平衡,豪强需要官僚来抑制,百姓需要官僚来治理。
虽然前两者,并没有绝对界线,甚至有诸多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情况,但至少在当前政局下,大汉官僚,尤其是庶族官僚们对刘家江山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吏政需要反腐倡廉,统治阶级需要自我净化,以保持活力,保证战斗力,甚至于,需要用贪官污吏的脑袋和鲜血,来缓解矛盾,安抚民怨。
但是,凡事总得有个度,朝廷在当下的西北,就需要注意到矫枉过正的道理。官场是被肃清了,军政官吏们是被折腾了个够,朝廷权威也树立了,但政权统治呢?却在事实上,不断滑落。
毕竟,官僚们尚且自顾不暇,又何来的心思与精力,去治驭豪强、黔首呢?西北官场在这三十年间,几经整饬,不动则矣,一发必是大案,牵连广泛。
而在数次整顿过后,在某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政权旁落的趋势。借着朝廷的整顿,一些豪强、宗族复起,窃取地方治权。
同时,为了统治西北,军政系统内本就吸收了不少宗族部族势力,朝廷的整顿虽然是无差别攻击,那些人同样损失惨重,但漏网之余,却趁机扩张影响,发展壮大。甘州杨氏,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总而言之,刘旸的进言,算是切中了刘皇帝的心理。若是刘旸拿政局动荡、民心不稳那些老生常谈的理由来劝谏,很可能只会招致老皇帝一番斥责。
在刘皇帝看来,朝廷大加吏治,打击贪暴,乱的只是那些官僚,不安的只是食利阶层。民心,首先这个“民”字的定义就需要好生斟酌。
一般的小民,只要官僚不作恶,甚至不需要他们有什么作为,他们就能稳如泰山。官僚与小民之间,也从来只有统治与剥削关系,整治河陇的目的,就是因为地方官员太过肆意妄为,剥削太狠,吃相太难看,小民百姓只有叫好的,何来的怨言?
因此,这样的说辞,是绝不可能打动老皇帝的。但是,当太子拿地方治权与宗族、豪强反复来说事,那大事上还不糊涂的老皇帝,自然得重视起来。
在老皇帝眼中,贪官可恶,可恨,但不可怕,是随时可以拿来擦屁股的厕纸。但倘若因为究贪治吏,导致地方治权旁落,问题才更严重。
于是,及时收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拿下了那么多官员,西北弊政也改了,朝廷的初衷也实现了。接下来,则要进入新一轮的循环之中,就从安抚西北官场开始
事实上,西北官场之弊,屡禁不止,甚至闹到治权旁落的结局。寻根究底,毛病又是出在老皇帝身上。
无他,老皇帝越老越急,每有事,就喜搞运动,搞株连,扩大打击面,进行大面积清洗,这样搞,怎能不出问题。
操切的行事,固然能解一时之弊,但带来的后遗症就不能凭老皇帝的意愿消失了。在当前信息、交通的限制之下,行政效率本就低下,还在西北大搞特搞,不正是让地方豪强抬头的机会嘛。
与之相比,还是太子刘旸那种稳中有进的做法,更适合当下的大汉,做法不同,但最终目的也能达到,同时也更符合“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
大汉的政治,应该更加趋于理性,而不应由老皇帝随性胡来。而大汉的政治规则,本是由刘皇帝而发,但如今,很多规则都被他自己打破了,这对大汉的政治生态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不得不说,老皇帝已经不太适合继续统治这个帝国了,由老皇帝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已经深重地影响到帝国,影响到整个帝国的方方面面,而太子的补漏,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比起河、陇整肃,还有便是老生常谈的税改问题了,虽然已经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对帝国的影响显然要更为深远。
距离税改,已经进行三年了,到今年,已经在全国全面展开了,同时,各种问题也开始集中爆发了。最显著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来自地方的阻力,依旧存在,不敢当面与朝廷相抗,但迂回周旋的招数是层出不穷。
就拿土地清丈来讲,朝廷数次下诏,让诸道州把清丈结果汇总上报,但至今为止,也只有京畿、河南、榆林、江南四地做到了。
其余道州,要么是没完成,要么是上报的数据不实,看着都假的那种,最过分的还得是河陇,三年了都还没有开始,问就是“西征”的原因
申斥也好,惩罚也好,地方上总有话说,当然,这个问题普遍,但总有解决的一天,终会得出一个让朝廷满意的数据。
相较之下,第二个问题就要让人头疼得多了,那便是税改官吏的问题。任何改革,任何政策,想要推行,都离不执行人。但是,执行人的素质是参差的,以及对政策的理解也有高低,到了地方,自然也难免群魔乱舞,而最让上头恼火的,就属那种的阳奉阴违以及故意曲解者。
今年以来,不管是监察机构,还是地方举报,关于税改官僚们“胡作非为”的弹劾,是如雪片般飞往政事堂。
其中,固然有对改革派的抨击,有诸多不实之处,同样,有许多人、许多问题也确有其事,看得让人肝火旺盛。
而太子刘旸所提到的“钱、姚、王”三人,就是在地方,政绩出众,官声很好,同时在税改上成效显著的三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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